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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一条鞭法利民生（第1页）

要讲清楚“一条鞭法”，得先说说明朝以前的赋役有多乱。那会儿，老百姓要交的税，既有粮食（田赋），又有布匹（绢帛），还要给官府当差（徭役）。光是田赋，就分夏税、秋粮，收的东西五花八门，有大米、小麦，还有棉花、茶叶，甚至连竹子、木材都能抵税。《明会典》里记载，光是全国统一规定的赋税项目，就有两百多种，地方上再私自加一些，老百姓根本算不清自己到底该交多少。

徭役就更坑人了。官府要修城墙、挖河道、运粮草，都要老百姓免费出工。家里有男丁的，每年至少要去当差一个月，要是轮到去京城或边境服役，来回路上就得花大半年，家里的地全得荒了。有个叫顾炎武的学者，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写过一个故事：江南有户农民，为了躲避徭役，带着全家逃到山里，结果地里的稻子熟了没人收，烂在田里，“哭声震野”（哭声在田野里回荡）。

更要命的是，官吏还趁机敲诈。收粮食时，他们说“粮食不够干”，要多收几成；收布匹时，又说“质量不好”，得再补几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忍受。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不少地方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受不了徭役，纷纷逃跑，大片土地都成了荒地。张居正当首辅后，派手下人去各地调查，回来的人都说：“再不变法，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把所有的赋税和徭役，合并成一项，折算成白银征收。用张居正的话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征银”。具体来说，有这么几个变化：

第一，“总括一县之赋役”。以前田赋归田赋，徭役归徭役，现在把它们打包算在一起，就像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绳子，编成一条鞭子，这就是“一条鞭”名字的由来。

第二，“量地计丁”。以前收税，既看家里有多少地，也看家里有多少男丁（人头税）。现在主要按土地多少来算，人丁的影响变小了。这对土地少的穷人来说，负担轻了不少。

第三，“一概征银”。以前交粮食、交布匹，现在统一交白银。这一下，老百姓不用再辛辛苦苦把粮食运到县城，官吏也没法在“粮食干湿”上做文章了。

第四，“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以前老百姓要自己去当差，现在官府收了银子，自己花钱雇人干活。这样一来，老百姓不用耽误种地，官府也能请到更专业的人。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先在福建试点“一条鞭法”。福建巡抚庞尚鹏是个实干家，他亲自带着账册下乡，一户一户地算土地、算人丁。试点一年，福建的赋税多收了三成，老百姓却都说负担轻了，“欢呼载道”。

万历九年，张居正觉得时机成熟，下令在全国推行。可推行起来，阻力不小。首先是地主豪强反对。他们土地多，以前靠隐瞒土地数量少交税，现在按亩征银，隐瞒不了了，自然不乐意。河南有个叫王应祥的大地主，家里有上千亩地，他找到巡抚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交税的，凭什么改？”巡抚拿出张居正的手令：“这是朝廷的规矩，谁也不能例外！”王应祥没办法，只好乖乖交了银子，心里却把张居正骂了千百遍。

其次是习惯了旧制度的官吏不适应。以前收税能捞油水，现在一概征银，账目清楚，想贪都难。有个县丞（副县长）抱怨：“以前收粮食，我能多拿几石回家；现在收银子，一分一毫都得记账，这官当得真没意思！”这话传到张居正耳朵里，他直接把这个县丞罢了官，说：“当官是为百姓办事，不是为自己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