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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理学拯救了我（第4页）

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父亲给我讲的社会学将会整个扭转过来。表面上，我没有信基督教，但我却将基督教里的寓言全都记在了心里。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不以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世界，并渴求真的有那么一个实体的小圆孔，能让我们洞见另一个世界的现实。社会里的人情世故让我反感，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习俗让我厌恶。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庭文化里长大的叛逆小孩，基督教对我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家庭的轻视。当耶稣被告知他的母亲和弟兄来唤他时，他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1—35）而谁又是我的邻舍呢？是住在隔壁的好人吗？并不一定是那些住在隔壁，当我施与了帮助后，会给予我回馈的人，而是那些你在路边遇见的陌生人，再不会见面的人，他们才是我的邻舍。

虽然那时我还不理解这一信仰，但我反叛的不仅仅是家庭，还有传统的生活方式，扎根在亲属关系、土地和大地神灵里的那种生活方式；相反，我更欣赏的是现代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比如像世界大同、抽象思维，和高远的天空之神——如果天上有神灵的话。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开始有能力从炉台走向宇宙。而基督教满足了我的这一向往。虽然它是一个古老的宗教，但它的道德信条却始终能够与时俱进。比方说，它蕴含着抽象的世界主义，坚持认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们的基本尊严都毫无差别；同样，自由人和奴隶，男人与女人，都有着同等的尊严。基督教的慷慨宽容应该就像太阳一般，无差别地照在义人和不义的人身上。其实这样的信条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只有少数圣徒可以身体力行。

我会对自己的这种狂热感到奇怪。因为毕竟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了家庭走到了外面的世界里，即从炉台走向了宇宙，但却没有丢失家族的精神和信仰。而我为何会如此拒绝这些事物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和我的性取向有关。它使我无法履行传宗接代的任务。单身是我的命运。在尚无文字的社会或在由亲缘关系维系的社会里，一直单身的状况是遭人憎恶的。剩男剩女会被视为怪胎，还有可能被当作巫医、神棍来对待。甚至在我童年时期的中国，传宗接代、延续血统的紧要任务也让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我是否会转向基督教、佛教或苦行主义，或者在其他普世观念中去寻找做人的标准呢？或者，因为在现代的世俗观念里，传宗接代已不再是理所当然，单身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干脆躲在这种观念的庇护之中吗？其实，在普遍的宗教和哲学里，和在现代世俗世界里，单身很可能是一种圣召，要么是对一切上帝所造之人的信仰呼召，要么就是一个人能全身心地委身于某个知识领域里的必要条件。比如当代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s)，就仿佛一位古时候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枕头的地方。

小时候，我想做一个好人。进入青年时期，我放下了这个抱负，开始寻求一些不那么远大的东西，比如，开始思考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我很明智地知道，成为一个好人可能会对我的健康有害。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来对待，则是安全的，而且也很有思考的价值。从那时候起，我就把问题从“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微妙地改成了“美好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便站在了一个更加安全的位置上。后面这个问题，更加客观，也更与地理学有关。这也是人人都会问的问题。全世界最流行的聊天话题无非是三个：个人的福祉、政治（该如何改进社会）和天气（它是所有生物都必然依靠的一种大自然的特征，也是高科技社会仍无法控制的大自然特征）。

地理学是如何与此问题产生关系的？我认为，地理学是通过重新重视地方这个概念而与此产生关系的。哲学家所关注的“美好人生”在地理学家这里便是“美好的地方”。这恐怕是因为，地方远不只是可以触摸的砖石结构，它还是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借喻。地方构成了人类的关系，也是人类奋斗与抱负的具体呈现。

如果说构成美好人生的要素是普遍的，那么，美好地方的要素也同样是普遍的。甚至描绘这些要素的词语都大同小异。人们会如何描绘一个美好的地方呢？对我来讲，一个美好的地方必定有好的天气，好的自然环境而且物产丰富；其建筑物不仅能愉悦人的感官，还能温暖人际关系并增进个人的福祉。这些都是一般性的要素。如果谈到一些特别的要素呢？那就肯定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了——除非我们退回到史前时代，那时候所谓生活条件在本质上都是大同小异的。比方说，在旧石器时代，打猎和采集是主要的生活方式，所以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的地方——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定居点——就可依照普遍的标准来衡量了。但到了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就变得多样化、不一致了。除了宿营地和定居点以外，还出现了农田，核心村落和城镇。一位新石器时代的哲人可能会思考，是否存在一组特征可以用来刻画什么是好的地方。在现代，地方已呈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包括各种类型的农场、村庄、郊区、城镇和都市。截然不同的特性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对于农场来讲是好的要素，对都市而言不一定是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好”一向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什么好？以及什么才算好？”都是会出现的问题。俗话说，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有人说，最好是鱼和熊掌兼得，这样就比只拥有一样更好。如果有一种食品能兼有鱼和熊掌的口感和味道，或者说能让人同时联想到这两种口感和味道，那当然就比只有一样要好。那么，这样的推论过程——多比少好，近比远好——就让人可以对“美好”进行比较和排序了。对人类而言，美好是同人的潜质和认识的程度关联在一起的。每个人的潜质——他或她能成为什么，做些什么，或经历些什么——都是极其广大的。

人类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广泛。再拿空间中的移动来举例。过去，草原游牧民只能靠双脚行走或奔跑；自从驯服了马匹，才体验到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感和速度感，远甚于移动双脚所带来的释放和愉悦。如今，游牧民不仅可以飞鹰走马，还能驾驶一辆摩托车飞驰，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在三维空间里风驰电掣。我之前已热情饱满地讲述过内部空间，就不在此赘述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补充一点：我会对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抱有一丝遗憾。因为像古埃及人，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站在哈德良万神殿的中央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在我看来，就连哈德良皇帝本人也是令人遗憾的。虽然他占有的财富无可匹敌，但他做梦都想象不出沙特尔教堂内部的美（美学的层面以及道德的层面）。

在道德美善的方面，我同样看到了进步。这并不是说人类比以往更有道德，而是说，如果人类愿意选择变得更有道德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倘若此观点有些强势，那我还可以提出另一个相对温和的观点，那就是人类可以更全面地知晓变得更加有道德意味着什么，就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如何能做得到呢？简单说来，答案就是灵感的源泉在成倍增加，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一个人想要实现美善的潜质，是很困难的，甚至想知晓美善的全部意义也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他生活在像公元前500年的时代，也就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孔子之前的时代，那时候，人们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未建立。这些先人们取得了光辉成就之后，其他追随者们（从耶稣到甘地）不断添加着人类美善道德的库存。

在最亲密的层面上，道德的美善产生于人类个体之间。但首先得有个体！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个体是现代的产物。当然，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有能够自觉反思的个体，在世界各地都有，但都是凤毛麟角。他们之所以能存在，必定要有一般的和特定的条件才行。或许，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充足的物质，能让人无生存之忧，让人尽量不再相互绑定于日复一日的生存层面的互助合作。因为，如果物质充足，人不仅可以自由地抽身而退，还能拥有独处的空间。在私人的房间里，一个人不仅能阅读，还能时不时地停下来思考眼前的世界是如何交织着欢乐与痛苦的，以及反思自身生活里的道德挑战与困境。如此，一个人的自我就能丰富起来了，能形成对自身的审视，而且能站在某个立场上与他人开展持续性的交谈。其结果便是友谊的建立——两个个体相互之间真诚的理解，携手一同走进生活，走进世界，并在其中探索，而非仅在其中生存。这便是友谊关系同亲属关系、同志关系、性结合之间的差异之所在，或许后面三种关系还显得更加紧密一些，但却会更加狭隘。

物质丰富不仅是培育私人美德的条件，它还是非个体性美德的基础，让普通人都能做到像阳光一样对所有人分享自己的亲切友善。传统民间道德既不是私人道德（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友谊），也不是非个体性的对人不偏不倚的道德。它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只有在地缘上相近的人才能为彼此提供需要。需要，尤其是迫切而强烈的需要，显示出相互帮助的美好：我给你一包糖，你给我一杯醋；我帮你收割，你帮我盖仓。当然，情感，乃至纯粹的慷慨，也在其中起着作用，但在没有多余资源可供依赖的社会里，真实的慷慨则常伴有英雄气魄，但很少有人是自我牺牲的英雄。

除开生存层面的价值以外，地方性的紧密互助关系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对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更是如此，因为这里面蕴藏着人的温暖。你的需要始终是关联着身边的亲属和邻里的。同时，它对人的期待也是适中的。这样的道德不会对个体产生过度的要求，不像真正的友谊背后的个人美德，也不像非个体性的“兼相爱”那样，要求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慷慨大度，包括陌生人，甚至仇敌。

随着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和安全，公共纽带就变得越来越松懈了，狭隘的互惠被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所说的“循环给予”(circular giving)所取代和补充，即甲把东西给乙，乙给丙，丙给丁，丁又给甲。最终，慷慨的给予还是得到了回报，但是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回报还不是直接从最初帮助的那个人那儿获得的。在一个富足的现代社会里，给予的循环圈可能会变得很大，以致人们甚至都感受不到给予的过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根链条而已——一根长长的链条，伸向了不知所终的未来，那里全是一群陌生人。

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经历里找到这样一些故事，关于友善的陌生人的故事。我这里就有一个。有一次，我坐飞机从丹佛去波士顿。大概是在途经伊利诺伊州的地方，开始供应午餐。我刚用完餐，对讲机便开始询问飞机上有没有医生，因为一名女士被食物卡住了，开始干呕，不能呼吸。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迅疾上前提供帮助。我倚在座椅上，看见一个年长的女性正躺在过道里，一名年轻男子伏在她身上，就像恋人那样抱着她，他正努力把她嘴里和喉咙里的呕吐物吸出来。望着这一幕，我自己都有一点恶心。机长说我们将临时降落在芝加哥。我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了跑道上。这名妇女被送下了飞机，同行的还有这名实习医生，他将陪她一起去医院。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直等到这名医生回来。其间，没有一个人抱怨，每个人都充满了同情心。不但如此，我们还热烈欢迎这位像英雄一样归来的年轻人。这场事故之前，机上的人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但在此过程中，却产生了团结的意识。而事情结束后，我们也依旧是陌生人。但这位妇女估计没有机会向这名实习医生表示感谢，也没有机会向这些热情的服务员、耐心的乘客、救护车的司机表达感谢。他们都是当代文明的缩影。但这种不针对个人的行为鼓舞着我，这样的行为显得并不是那样激昂青云，而几乎是以理所当然的风格体现出来的。

带着芝加哥的这次回忆，我日复一日地思考着现代生活里的无私行为。它们都显得太平淡无奇，远非那些时尚的愤世嫉俗者们的描述。它们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存在着，但却又像飞机上的那件事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此刻，我脑海里浮现出了怎样的画面呢？一位社工对客户的帮助超出了工作范围，那位客户还没来得及说声感谢，社工就又转身去帮助其他的人了。这位社工的行为自然没有获得感谢的回馈。诚然，人们享受的社会服务都是付了钱的。但是，和这些服务的回报比起来，花出去的钱又都是少的。对一位能启迪学生心灵的教师而言，对一名甘冒生命危险的消防员而言，有多少钱能和他们的付出相匹配呢？同时，与你所享有的商品和服务比较起来，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都是很少的。我们在百货商店、艺术博物馆、医院里享受的事物，都是众多你所不认识的人付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的总和，而他们大多数都已不在世上了。

这难道就是我们这群现代人很少去尊崇自己的先祖甚至不愿承认他们的原因所在吗？通常的解释是，我们缺乏一颗虔敬之心，所以，我们太自私地沉溺于眼下和未来的计划里，对曾经的事物都不屑一顾。或许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相信还有另一个原因，能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我认为，之所以我们常忽视先辈，是因为若不这样做便会产生太长的追溯。我们的先辈太多了，他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遗产——从抽水马桶到心脏手术，从十四行诗到人之权利——我们甚至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亏欠。相较而言，无文字社会和亲缘社会的成员就很少有这样的感受了。农耕技术、社会风俗和宗教仪式的传承就寄托着对先祖的敬谢，于是他们在怀念祖先的同时又能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现实中的工作。

我写“地理学拯救了我”，目的不仅在于设立一个引人注意的标题。正是地理学才让我的目光始终朝向这个世界望去，并发现，尽管有那么多惊骇可怖和虚空无益的事物，但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美好灿烂的。而批判性社会科学的严重错误正在于，它几乎完全忽略了美善的事物，忘记了光明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光明让它最阴暗的观点都显得不再那么阴暗。我的课堂，甚至我的书，都已展现出（并非刻意为之）对人类成就的自豪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这令我的学生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成天接触的都是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财富掠夺、霸权、不公和环境恶化这些话题，而这类东西又正是文化研究和人文地理学的标配。但因为我现在写的是一本自传，所以，就觉得有必要再问一问，对待世界的这种乐观情绪是否也同样体现在了我的生活里呢？我的生活在整体上是幸福的吗？我的人生是美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