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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爱情如同诗行，燃烧在预料之外的瞬间（第3页）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特丽莎得到了一份摄影的工作，她对拍照产生了好奇，于是，“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并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特丽莎的神速进展，似乎是一个奇迹，她的创造力从何而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展现了他的独特观察：底层人民往往蕴藏着极大的文化创造力，人和人的差异并不在于阶层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书中感叹，特丽莎这样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被允许去追求‘上进’的人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量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的书比他们丰富，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她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特丽莎这样的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早就说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秦末的农民陈胜更是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之所以能够相遇特丽莎，最基本的契合点是他没有贵族化，尽管托马斯身处社会精英阶层，但却有一双平视一切生灵的眼睛。倘若他高高在上，信奉“一流的专业，上流的生活”，那他永远不可能与特丽莎走到一起。人类生活中多少人迈不过这道坎，让爱情变成“门当户对”的狭窄通道。阶层平衡的爱情适合风平浪静的时代，纸做的小船也能随风远航。然而历史的飓风一旦到来，爱情之船的龙骨立刻受到考验。当原有的社会架构倾斜坍塌的时候，多少“爱情”瞬间消失，而托马斯和特丽莎却在大浪淘沙中展现出熠熠闪光的本色。

飓风很快到来，迅猛狂暴，横扫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的2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奇迹般地战胜苏联队，获得冬季奥运会的冠军。无数年轻人冲上街头，狂欢庆祝。人们开始公开谈论社会改革，街头到处飘散着摇滚乐、爵士乐的气息。剧院开始上演《谁在害怕弗朗茨·卡夫卡》，将以往官方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堂而皇之地搬上了舞台。布拉格向来是个十分西化的中欧城市，与苏联那种肃穆的东正教文化氛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悄悄出现的宽松政治气氛中，布拉格的自由之风日甚一日地蔓延，引起苏联当政者的强烈不满，一个规模庞大的进攻计划正在逐步成形。8月20日，靴子终于落地，苏联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伞兵幽灵般降落在首都中心，毫不费力地抓走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被带走时告诉办公室主任，一定不能让苏联人得到自己的公文包，因为里面有不想让苏联人看到的文件。等他一周后回到办公室，发现公文包空无一物，这时他才明白，这个办公室主任原来是苏联的间谍。

就在这时，特丽莎开始爆发出真正的生命能量，她和其他热血澎湃的捷克摄影家和摄影记者都认识到：“要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只有他们是最好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特丽莎走出了个人的生活史，疾步跨入大历史的影像记录中，“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知道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骑摩托车的青年挥舞着长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在艰难中长大的特丽莎，此时展现出岩石般的承重力，她无形中实现了精神内部的转换，从一个被托马斯拯救的卑微女人转化为民族命运的承担者。她在小说中的分量从“轻”变成了“重”，新的生命价值正在伸开枝叶。

这场大入侵，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寇德卡的剧院摄影师大放光芒。他拍下了一系列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年轻人戴着手表的手臂，时间显示了苏联坦克开入布拉格的那一瞬间。捷克人愤怒而绝望，一位女士甚至打电话给总统斯沃博达，请他开枪自杀，以表达捷克民族的抗议。而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多达10万人逃出了捷克仁斯洛伐克，流落在四面八方。托马斯和特丽莎也随着逃亡的人群来到瑞士城市苏黎世，特丽莎随身带着她在布拉格拍摄的大量苏军入侵现场照。她期待将这些照片传播到全世界，告诉人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受的磨难。于是她将50张自己精心处理的照片，送到瑞士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特丽莎，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特丽莎反驳：‘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但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苏联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

但那位和蔼的编辑只是冷静地说：“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特丽莎想在国外开辟新战场的希望破灭了，她的生活陷入了虚空，“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她自己的国土之网来支撑她：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她轻易地说出她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托马斯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特丽莎不满意于自己的软弱，这种软弱在过去可以自我原谅，但在经历了苏军入侵、经历了自己用摄影镜头的反抗后，特丽莎已经不能接受对托马斯的依赖。托马斯在瑞士活得很好，他被一家大医院聘用，拥有能和特丽莎一起过上优渥生活的收入。托马斯的精神格局，此时暴露出中产阶级那不上不下的局限性。他在异国随波浮沉，忙碌于医院的工作中，甚至还找到了新情人。特丽莎恍然发现，托马斯也是一个弱者，她和托马斯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托马斯是强壮的，而她是虚弱的。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特丽莎和托马斯在瑞士可以轻松地生存下去，在远离祖国的安全距离中躲避历史的沉重。但特丽莎不能承受这种“轻”，她需要脚踏土地生活，而不能“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成长于底层的人最能感受地表的温度，上流社会的人们往往缺乏这样的肌肤感。托马斯在瑞士也可以如鱼得水，但特丽莎就不能忍受远离故土的虚无。面向祖国的向心力给了特丽莎内在的力量，她在这个需要承担家国责任的历史关头，本能地决定要返回捷克。她的这一决定带动了托马斯，故事的发动机出现了角度转换，女性变成主角，成为故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之后，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她给托马斯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原来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自己，以为经历过苏联入侵事件以后她会长大，会变得聪明而强壮，但她现在明白她高估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托马斯看了信，服了安眠药，可一夜没合眼。他反复考虑眼下的形势，知道他的祖国已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通讯，不可能通过电话电报找回特丽莎，因为特丽莎拍了那些苏军入侵的照片，“今后当局也绝不会让她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托马斯。但五天后，托马斯突然出现在特丽莎面前，两个人面对面，仿佛“站在雪原中央，冻得瑟瑟发抖”。他们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对还没有亲吻过的情侣。托马斯问：“一切都好吗？”特丽莎说：“我在等着。”托马斯问她：“等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对他说，她一直在等着他”。

小说中的这一段写得很简洁，但含义无穷。特丽莎的离开，使托马斯寝食难安，他在驱车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一面想着对特丽莎的爱，一面柔声重复着‘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虽然他一路也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特丽莎“把他带入了牢笼，使得他再也无法脱身”。托马斯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不安歇的灵魂，他总是处于自我矛盾中，哪怕是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有一种亵渎上帝的快感：“上帝亲手创造了人体，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层皮肤，再封好，不让人类的肉眼看到其内部，但他万万没料到，外科医生竟然敢把手伸进这人体的内部。当初，托马斯面对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动作切开皮肤，割出一条又直又精确的口子（就像剪一块没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条裙子或是窗帘什么的）时，他体会到一阵强烈但短暂的亵渎神灵的感觉。”特丽莎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让他不可分离呢？米兰·昆德拉很小心，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完全符合爱情的本来面貌：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就是爱情的栖息之地。所有说得出来的爱，都是表面的。一个人心里犹犹豫豫，脚步却狂奔过去的人，那就是真爱了。托马斯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

回到捷克的托马斯“感到绝望”，很晚才入睡。特丽莎醒了，她默默想到，她和托马斯的生活位置彻底转变了：托马斯回到布拉格“是因为她。因为她，托马斯的命运改变了。从现在起，不再是托马斯对她负有责任，从今往后，该她对他负责了”。

这徘徊不去的念头让她沉重，“这份责任在她看来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但特丽莎并不担忧，因为她回想起来，昨天托马斯突然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特丽莎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托马斯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也是听见了六点的钟声”。这巧合让她感受到“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他在身边呼吸”。

在这个时刻，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命内涵：托马斯和特丽莎都选择了面向沉重的生活，只有在这沉重的承担中，他们才有可能“无限幸福”地听到对方的呼吸。这部小说也是在这个地方，点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人性的弱点是回避艰难，但爱情总是让人迎难而上。没有爱情的人可以生活在可承受的“轻”中，一生轻飘飘地度过。而已经爱上的人不顾一切，只能用“重”来衡量生命的分量。“非如此不可”，这是特丽莎带给托马斯的圣灵之光，这个“被人放在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原来是上帝的使者。

历史太长，人生太短，爱情的成败只在一瞬间

特丽莎和托马斯回到捷克之后，发现整个国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到处都是苏联人的痕迹。他们开车去一个小镇，六年之前他们在这儿住过几天。熟悉的旅馆被更改了名字，现在叫“贝加尔旅社”。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充满了苏联味儿，街道的名字变成了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基辅街、罗斯托夫街、奥德萨街……全是苏联的地名。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普希金酒吧、高尔基剧院。城市中心的广场被改为莫斯科广场，整个小镇似乎都被苏联淹没了。“特丽莎突然记起苏联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苏联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捷克人的这种抵抗方式，让苏联人暂时找不到东南西北，但是对捷克人自己的伤害也很大。特丽莎想到：“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矿泉小镇，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

回到失去了名字的捷克，托马斯和特丽莎应该怎么生活呢？他们发现，自己的私人空间失去了防护，随时都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特别是电台上播出了一档节目，让他们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威胁。在这个节目上，公布了一位名叫普罗恰茨卡的小说家的私下谈话，他在谈话中讽刺朋友，还讽刺了一些政治人物。另外还有一档节目是关于捷克移民问题的。这个节目里也有很多私人谈话，都被电台公开播放了。这说明很多公民的个人生活被监控、被窃听，秘密警察监视着大家的生活。这让特丽莎回忆起她的少女时期，她说：“我14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发现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特丽莎沉重地想到，捷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七年前的母亲世界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住。“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还在后面。